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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贵阳女子怒砸保时捷911”“中国籍女子嫁到外国贫民窟求助回国”等近期热传视频，接连被戳穿是为博取流量而精心策划的摆拍造谣。这些乱象，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，误导了公众认知，甚至带偏了网络舆论。确实，随着社交媒体快速迭代，不只资讯类网络平台，越来越多的长短视频、娱乐、生活服务类网络平台都成为公共舆情策源地，拥有了公共讨论的空间，但遗憾的是，人们越来越察觉到，在网络上，“所见未必真”“所听未必实”。在后真相时代，公共讨论尤其需要慢下来。

必须认识到，网络空间的情绪蔓延广而快，比事实更早到达，这是必然规律。一个视频片段、一段文字截图、一张随手拍的照片，都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席卷舆论场，吸引无数人转发、评论。但另一方面，这些网络“民情”是与纷繁复杂的社会维度交织在一起的：例如媒体生态快速变迁带来的主流媒体公信力显著下降，社会心态的关键引导力来源日益分散，公众关切度高的社会分配、贫富差距、教育公平、食品安全等热点事件回应与处置延宕产生的民众耐心消耗，算法媒体引发的信息茧房与观点极化，加速社会与个体上升空间焦虑……在如此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，看似不易察觉或轻描淡写的草蛇灰线，往往成为特定条件下爆发的“扳机”，极易产生公众情绪的流瀑现象。而当裹挟着不同观点和视角的情绪汹涌相遇，就容易被推波助澜变成钱塘潮一样的碰撞。

特别让人担忧的是，理性和克制在页面刷新和信息洪流中被明显稀释。这种传播环境中的个体极易被“标签化”。观点是无暇被细听的，发表观点的人很容易被简化为某个身份、立场或符号，对立面的矛头会越过屏幕，直指家庭背景、教育经历、发表过的言论甚至家人。这种去个性化的过程，让人失去对他者的感知，被围攻的对象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，而只是某种可以攻击的类型。“开盒”正是最为集中的表现——它摧毁了法定的隐私边界，把舆论从针对具体行为的讨论，引向了对人的全盘否定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攻击往往打着“公共监督”或“伸张正义”的旗号，掩盖了其本质上的暴力属性。当“曝光”成为快感，当“群体正义”越过法律与伦理的界限，就早已失去公共讨论的应有之义。

值得警惕的是，“事实”和“真相”的语义已经发生了变迁。视频的拍摄角度、剪辑顺序、配文语气，都可能在不经意间改变叙事方向；录音或聊天记录一旦脱离语境，也可能被赋予完全不同的含义。在短视频和热榜机制的高频刺激下，人们会将情绪替代判断，把转发当作“参与”的全部。算法推送的单一化叙事不仅容易加剧立场对立，还很可能让中间立场和复杂观点失去空间。当集体情绪一次次在高点聚合、快速散去，公共记忆被压缩，许多本该追问的问题在情绪退潮后便无声消失。信息的短期爆发与长期遗忘交替上演，理性反思与改进的能力难免遭到削弱。

要打破这种循环，需要政府、平台、媒体和网友共同发力。政府用法律法规建立底线，对隐私泄露、人肉搜索、网络暴力等行为明确界定，细化执行细则，建立快速、可执行的追责机制；平台调整算法逻辑，降低极端化内容的推荐权重，在热点话题中引入事实核查标注或“真相进度条”，让用户能够在第一时间意识到信息的不完整与可能的变化。媒体在报道热点事件时也应保持克制，重拾深度报道的功能，在细节尚不明朗时避免使用情绪化标题或暗示性叙事，在舆论高峰时应同步提供多方信息与背景解释，防止公众被单一叙事裹挟。

然而，再精密的法律条文、再智能的算法过滤、再专业的媒体报道，终究需要落地为每个网民的自觉行动。提升媒介素养，是数字时代公民的必修课：在信息高度不确定时，学会延迟判断，不急于转发和表态，是避免被情绪绑架的第一步；在情绪被刺激时，刻意给自己冷却的时间，可以减少冲动带来的伤害；主动跳出“信息茧房”，接触不同立场和来源的信息，是抵御偏见的必要方法；分清事实与观点的界限，在核查之前保留怀疑，是保障判断质量的底线；在真相尚未明朗时，选择沉默，这并非冷漠，而是对事实和公共讨论的尊重。这样的自律，不仅能防止自己成为网络暴力的推手，也能在无形中扩展理性声音的生存空间。（作者分别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、教授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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